作者：楊政（天津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天津社科院基地研究員）

　　近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與天津社會科學院共同舉辦的第五屆“智能社會”論壇在天津召開。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圍繞“中國式現代化與智能社會”這一主題，分別從理論闡釋、路徑機制、現實問題、概念方法、中外比較、理論反思六個維度展開學術研討，就如何推動中國智能社會高質量發展凝聚了學界共識。

　　一、智能社會發展的宏觀理論闡釋

　　人工智能技術已經逐漸滲透并深刻改變了人類的社會生活。以宏觀視野對智能社會發展進行理論回應是本屆論壇的鮮明特色。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丁元竹認為，人工智能已經發展到了一個即將改變世界的臨界點，有些問題及早關注比未來再應對的成本要低一些。丁元竹系統梳理了人工智能開發應用中的十大前沿治理問題，分別就人工智能開發和自動化應用會不會排擠就業、以硅基人為基礎的人工智能是否會取代碳基人類、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控制主體、人機協作的可能性和實現有機協作的途徑、專用人工智能和通用人工智能的不同風險、人工智能的廣泛應用與贏者通吃現象、處理好人工智能生成創意內容的版權問題、人工智能對社會和心理產生的影響、直面日趨復雜的假新聞和錯誤信息現象、有效監管和治理人工智能的措施和手段等十個方面的內容做了精彩的論述。得出如下結論：AI系統是用于人類自身發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質的工具。AI的行為取決于人類的設計和使用方式，因此企業家和技術人員的安全觀、價值觀、行為準則必須整合到人工智能技術開發中，這樣可以明顯降低相關風險。有社會責任感的人工智能開發是技術人員、政府、社會組織、企業和全體社會成員的共同責任。

　　陜西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石英詳細論述了面向智能社會的中國社會學“三大體系”建設，分別從話語體系方面對“智能社會”進行界定、從學術體系方面研究智能社會范式轉型、從學科體系角度將智能社會納入未來學科。

　　武漢大學教授蔡恒進解析了從采獵文明到元宇宙文明的底層邏輯，從AI作為普通工具、AI作為人類分身、將元宇宙作為超級智能的實現場所三個層面分別探討了AI的分級治理問題，認為我們有可能創造一個比物理世界更可信、更可愛、道德水平更高的數字世界。

　　二、智能社會建設的路徑與機制

　　與會專家認為，對智能社會建設的路徑與機制進行中觀層面的分析論證，凸顯出社會學研究的鮮明特色。

　　廈門大學教授徐延輝認為，數字治理就是使用數字技術作為關鍵性工具，以現代信息作為重要載體的一系列社會治理活動。徐延輝依托TOE框架的本土化拓展這一研究思路，針對數字社會基層治理的動員機制展開分析，提出了不少頗具新意的觀點。

　　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尉建文對網格化的運行機制與治理效能進行了比較，分別從理論與現實兩個維度對網格化進行了技術和制度層面的分析，并得出結論：技術治理嵌入制度，技術邏輯與制度邏輯之間存在匹配問題，技術治理是否成功取決于二者的匹配程度。

　　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周盛對浙江政務服務數字化轉型進行了理論反思，并從運行機制、技術體系、價值導向、組織形態和社會文化五個方面提出政務服務智能化的理想模型，認為結構調適、過程再造、理念重塑和安全升級是實現政務服務智能化的可行路徑。

　　南京審計大學副教授袁建軍從問題源起、現實潛力、風險障礙和應對策略四個方面，對生成式人工智能助推政務服務智能化的現實潛力、風險障礙與應對策略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

　　天津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桂慕梅基于對中新天津生態城的詳細考察，對智慧城市生活垃圾分類“社會治理共同體”的構建機制和路徑進行了個案剖析。

　　東北師范大學張龍輝從變革、風險與技術路徑三個角度論述了算法時代的中國政治文明現代化問題，認為政治文明現代化的實現離不開技術的推動，應該正視智能算法社會化應用對我國政治文明現代化的影響，強化黨和政府對算法資源的控制。

　　三、智能社會應用的現實問題

　　應該看到，直面智能社會發展的經驗事實，正視技術與社會融合的現實問題歷來是智能社會研究的熱點。

　　騰訊研究院前沿科技研究中心主任王強密切跟蹤新一代信息技術國際前沿，并針對數字新科技的社會影響梳理出五個引人深思的問題：人類文明向何處去？是否會出現智能新物種？人類是否面臨大量失業？UBI是否是一條可行之路？人類獨特價值在哪里？

　　中國人民大學研究員趙磊通過對外賣騎手的勞動過程研究，展現了數字技術對就業過程和就業形態的塑造功能，認為以外賣騎手為代表的新職業群體并非是被數字技術“去技能”的“低技能”勞動者，而是擁有與完成工作任務相匹配的職業技能，并能夠與數字技術形成良好互動的勞動者。數字技術和職業技能之間是互補關系，技能賦予騎手把控勞動過程、實現實質自由的能力。

　　遼寧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王磊分享了有關農村困境兒童救助與關愛的現狀調查，揭示出農村困境兒童發現、救助、預防領域存在的問題，并據此提出智慧賦能支持農村困境兒童發現、救助與預防機制完善的對策建議。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包路芳分別從共享出行與平臺出行、共享出行進入新階段、共享出行的制度建設、網約車行業的可持續健康發展、推動北京市出租車巡網融合發展五個方面，對智能社會與共享出行的可持續發展提出了自己的獨到見解。

　　中共天津市委黨校研究員劉瓊蓮從政策角度梳理了黨建引領社會治理共同體的理論邏輯、歷史邏輯和實踐邏輯，全面呈現出數字化賦能推進中國社會治理共同體高質量發展研究的獨特實踐、創新路徑和倫理基礎。認為數字化賦能可以持續推進社會治理共同體高質量發展，挖掘整合社會資源，實現社會治理現代化，更好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天津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叢梅以天津為例，分析總結出新時代智慧養老服務體系的三重維度，即通過建設智慧服務養老平臺實現全市養老信息共享和資源整合，通過促進適老化產品開發應用滿足養老服務多樣化需求，通過培養復合型人才打造高水平養老服務隊伍。

　　四、智能社會研究的新概念與新方法

　　目前，在智能社會研究中涌現出不少新概念和新方法，這些全新的概念和方法不僅有助于拓展研究思路，同時也有助于人們深化對智能社會的理解。

　　南開大學教授王慶明針對智能社會數字平臺的合約締結與產權界定進行了扎實細致的理論梳理。智能社會的產權問題，從個人層面來看意味著“所有權時代的終結”，從組織層面看則意味著所有權的集中。平臺建設大型基礎設施并投入大量資金購買其他公司，就不僅是信息的擁有者，也是社會基礎設施的所有者。由此，智能社會就出現了個體用戶與平臺組織之間的產權分離。最終王慶明從產權社會學的視角得出如下結論：“產權是一種對資源占有的社會認可”，而數據產權觀念是一個被接受、被認可的社會過程。

　　清華大學副教授何曉斌以“智能社會中的基層韌性社會治理”為題展開討論，并表示，研究發現技術和社會是兩個互相交織、密不可分，并且處于動態發展變化的過程。一方面，數字化平臺并非應對一切基層治理問題的完美解決方案，在實踐過程中需要不斷自我調整來更好地貼合村社治理需要；另一方面，數字化技術融入村社治理環節，促使更多能人和居民參與基層治理。

　　南京師范大學助理研究員謝程遠運用“全棧式服務”這一新概念，對數字安防企業參與公共安全治理的路徑和風險做了精彩的案例研究。

　　上海師范大學教授邢海燕圍繞數字時代的田野研究轉向及應用，從數字情境下的觀察、數字情境中的訪談、數字情境中的文本寫作三個角度呈現了數字田野研究方法，并向與會專家學者詳細介紹了華因極數的各種數字田野應用場景及其應用成效。

　　五、智能社會運行的中外比較

　　與會專家認為，對中外智能社會運行中的人才、設施、商業、政策和發展戰略進行對比分析，有益于推動未來中國智能社會的健康發展。

　　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李駿重點探討了紐約的數字化轉型與不平等，在此基礎上，將上海與紐約的智能社會建設現狀進行了比較。認為紐約是世界范圍內成功實現數字化轉型的城市之一，紐約的數字不平等主要體現在勞動力市場、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接入方面。上海在經濟數字化、生活數字化、治理數字化和數字化轉型基礎方面均處于國內領先地位，但上海同樣面臨數字不平等的挑戰。

　　南開大學副教授孫軒對中國和歐洲智慧城市建設進行了綜合比對，認為中國的智慧城市建設是“自頂向下”，而歐洲的智慧城市建設則是“自底向上”。中國的行政權力是集中的，中央政府在城市建設發展領域制定了統一的規劃，而智慧城市的建設往往也由中央政府牽頭，并出臺相應的政策作為引導。歐洲城市在公共管理模式上呈現出分散的行政模式和高度的市政自治，因而需要在地方政府、企業和民間社會之間建立較為完善的合作體系，對于智慧城市項目的成功實施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綜合來看，智慧城市建設既需要“自上而下”的綜合性指導，也需要“自下而上”的積極參與。

　　天津師范大學趙偉針對數字安全和數據隱私問題，詳細分析了美國智慧城市建設中的數據治理實踐，認為智慧城市的健康發展既要創造具有更好內置保護措施的技術，又要開發和規范數據隱私的最佳實踐。

　　六、智能社會實踐的理論反思

　　作為新生事物，智能社會發展既需要建設性實踐，也需要批判性反思。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趙聯飛基于日常生活視角，對數字化、生活場景與技術殖民問題展開剖析與反思。認為信息技術對社會發展產生全方位的影響，技術應用日益植入個體的日常生活之中。隨著互聯網的滲透，應用場景設計正在改變人們的生活場景，出現了應用場景對日常生活的殖民。和歷史上任何技術進步一樣，數字化的進程將深刻改變社會。和歷史上任何新的科學發明一樣，信息技術向應用的轉換需要“看門人”。因此，以未來學為基本范式的研究宜盡早開展，同時政策監管必須到位。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趙延東針對數字時代勞動者的工作自主性展開規范研究，發現數字接入有助于提升勞動者的工作自主性。然而伴隨數字擴散，數字接入對勞動者工作自主性的積極影響逐漸消失。相比于非數字化的工作，從事數字化工作的勞動者工作自主性更高。相比于處于優勢地位的群體，從事數字化工作對于弱勢群體工作自主性的提升效果更明顯。未來中國的數字社會將會實現進一步發展，這既預示著更高比例的弱勢群體有機會從事數字化工作，依賴信息技術獲得較高的工作自主性，也意味著從數字中感受到“控制”的勞動者數量會增加?！百x能”與“控制”并存的現象會變得更加明顯。在數字社會中，雖然勞動者的勞動過程依然會受到某種程度的“控制”，但相比于非數字社會，信息技術能給原本處于弱勢地位的勞動者帶來解放。

　　大連理工大學教授李倫聚焦算法倫理與數字社會秩序，分析了智能社會中的數字自由悖論，揭示出人工智能領域的算法家長主義，認為基于尊重自主的算法倫理應該以人為本，規范數據共享，并且算法應該具有透明性。

　　針對智能時代的文化價值建構，華東政法大學郭慧玲挖掘出既往研究中存在的兩種立場和價值取向，通過企業、政府和民眾三角關系模型，揭示出不同的角力結果將導向不同的文化價值狀態，并運用吉登斯社會運動理論和?？挛⒂^權力物理學理論討論了未來文化價值走向的各種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