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德明（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海外中國學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員）

　　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國外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當代中國的歷史始終保持著高度關注，先后出版了一大批相關研究論著。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外交流日漸加強，國外的當代中國研究成果異常豐富，從目前國內出版的譯著看，其在研究內容、研究方法及觀點上都有頗多創新之處。

　　關注當代中國史的事件與人物時，強調注意中國發展的特殊性

　　國外人士在關注當代中國史的事件與人物時，強調注意中國發展的特殊性。如美國李侃如在《治理中國：從革命到改革》中指出：“許多西方社會科學的概念模式并不適用于中國的經驗，所以了解中國就更具挑戰性。例如，中國既是都市的，又是鄉村的，既是工業化北半球，又是非工業化南半球的一員。在國家的一些地方已經現代都市化，而另外一些地區則欠發展。中國的中產階級深受政府的介入；而不是像在西方，中產階級是作為國家權力的對立面而成長的。這個空前巨大和多樣的國家，正不可避免地發展出自己獨特的態度和條件的混合體?！钡聡n博天在《紅天鵝：中國獨特的治理和制度創新》中則分析了中國政策制定與實施的靈活性，稱：“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中國的政策制定過程靠的是一種實踐經驗學習能力，這種學習能力與歷史上其他一黨執政的國家相比也是少有的。但是這種學習卻是嚴格工具化的、是以問題為導向的，隨時可以中止并受到控制。這種學習不涉及權力結構的改變，不影響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睂τ谥袊饨坏奶厥庑?，澳大利亞費思芬在《中國與世界》中稱：“因為我們需要一種遠為有效的分析中國外交政策的基礎?！袊匦浴膭恿κ艿降淖⒁鉄o疑比應該要得到的少得多，而我個人的看法是，這種動力比人們認為的要重要得多。我以為，如果我們和各國政府不能認識到這一點的話，我們就不能恰當地估價中國外交政策中的具體問題，而各國政府則不能有效地應付這些問題?！?/p>

　　論述了當代中國發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多肯定了中國模式

　　國外人士在著作中論述了當代中國發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對中國未來發展寄予了厚望，多肯定了中國模式。如美國奈斯比特等在《中國大趨勢：新社會的八大支柱》中對于中國的政治發展認為：“越來越多的事情都要求有自下而上的參與，政府官員的任職資格水平也在不斷提高。這就是中國政治體系成熟的體現。中國的自豪感還將繼續增強，塑造出一個基于中國價值觀和中國人需要的縱向民主體系。它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西方的觀念，只是西方人才關心的問題。中國有自己的目標和夢想。如何實現？中國和中國人民會自己決定?！庇R丁·雅克在《當中國統治世界：中國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中則敏銳地觀察到：“中國絕不會變成一個西方式社會，它將保持高度鮮明的本國特色；西方發達國家代表的現代化發展模式目前主導世界，但將受到中國所代表的‘另類發展模式’的挑戰，直到有一天‘東風壓倒西風’，中國模式主導世界；隨著中國的崛起，西方將喪失文明操縱權，世界將按照中國概念重新塑造?！?/p>

　　對于當代中國經濟發展異常關注，對中國經濟模式多有分析

　　國外人士對于當代中國經濟發展異常關注，對中國經濟模式多有分析。如日本顧琳的《中國的經濟革命：20世紀的鄉村工業》通過河北高陽分析了中國鄉村工業區模式，指出：“與大多中國鄉村工業區一樣，高陽從事的是可以在任何地方生存的小規模生產。與許多鄉村加工業一樣，它將大量閑置的勞動力與唾手可得的技術和原料結合起來。一旦某個企業帶頭成功建立了一種工業模式，不久就會有其他的企業家和地區紛紛效仿。結果是，過度的投資和生產，這又增加了原料和銷售市場的競爭，利潤壓力加大，導致該行業的許多企業倒閉?！编u至莊的《中國經濟轉型》則關注中國經濟運行情況，全面涵蓋了當代中國經濟的方方面面。正如作者在該書第3版序言中指出，“本書對于中國經濟成功發展所基于的歷史、體制和理論方面的貢獻因素做了深入和全面的分析，揭示了對市場機制功能、中國人力資本、私有制、政府組織形式、政治環境，以及官僚經濟體制等眾多方面的新發現，而且涉及一系列重要問題:環境制約、收入分配、農村貧困、教育體系、醫療保健、匯率政策、貨幣政策以及金融監管?！?/p>

　　特別重視中國某一地區的微觀個案研究

　　有國外研究者特別重視中國某一地區的微觀個案研究，通過以小見大來討論當代中國的宏觀問題。如德國艾約博的著作《以竹為生：一個四川手工造紙村的20世紀社會史》即專門關注一個四川夾江的手工造紙村，關注了造紙技能這一資源20世紀在該村的分配與爭奪，并以此技能為切入點，討論了革命、建國以及市場化等現代化進程如何改變中國農村。傅高義的《共產主義下的廣州：一個省會的規劃與政治》則考察了改革開放先行的省份廣東改革開放，對廣東在全國改革中的先鋒作用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全書突出了“在中國先行一步”這一主題，把廣東稱為新體制的實驗室。他還關注了1949～1968年的廣州的規劃與政治研究，指出：“在這二十年中，黨建立了強大的政治體系控制社會、改造社會，重要的經濟、文化、教育、農村的活動都置于政府的管理之下。社會主義改造使經濟事務牢牢地處于國家的控制之下，政治決定取代了市場機制，成為經濟活動的主要決定因素，政治指揮經濟?！?/p>

　　利用多學科的研究方法，除了傳統歷史學方法外，還有人類學、政治學、經濟學、心理學等其他學科方法

　　國外人士在著作中經常利用多學科的研究方法，除了傳統歷史學方法外，還有人類學、政治學、經濟學、心理學等其他學科方法。如羅麗莎的著作《另類的現代性：改革開放時代中國性別化的渴望》以當代中國女工群體對工作、政治、性別文化的態度為研究對象，“借鑒了后結構主義和后殖民主義理論的研究成果，對跨文化研究中的歐洲中心主義和東方主義傾向進行了批判，為讀者提供了一個精良的女性主義人類學研究典范?！狈▏锁Q嘯的《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1968—1980）》在研究上山下鄉運動時，因其屬于復雜現象，運用經濟學、政治學、心理學、人口學及詞匯學等跨學科研究方法，指出：“如果不提及中國共產黨乃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不觸及有關城市及農村經濟的問題，特別是就業問題，那就不能進行研究……另外，下鄉運動實際上是一次重大的人口遷移，那么它的結果，就像其原因一樣，應該以人口學的觀點來分析。最后，不要忘記，這么重要的一場社會運動自然孕育出一批豐富的特殊語匯，有官方的，也有民間的，那就該是詞匯學家們的研究范圍了?！边€有國外研究者從心理學視角重視分析中共領袖個人性格對其命運的影響。如英國威爾遜的《周恩來傳》關注了周恩來人物性格、氣質對其工作影響，指出：“周恩來由于他那精細而又西方都市化的作風，自然而然地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顯得與眾不同。在某種程度上，他從不勉強自己對政策的制定施加影響，至少在公開的場合如此?！?/p>

　　重視比較研究，如當代中國與民國的比較、中美比較、中國領導人物內部比較等

　　國外譯著還重視比較研究，如當代中國與民國的比較、中美比較、中國領導人物內部比較等。有學者注重民國、新中國發展的貫通研究，很多成果是研究20世紀的中國發展，注重兩個階段的比較。如鮑大可的《中國西部四十年》研究中國西部，關注問題與中國改革的廣度、性質和連續性有關。他指出：“自20世紀40年代到80年代末，40年來的現代化對這些邊遠地區的影響究竟有多大？他們是否從根本上開始改變這一地區？如果是，是怎樣改變的呢？或者中國西部還像40年代那樣基本上停留在‘前現代階段’？現在新舊問題如何混雜？對這些問題的判斷，我主要依靠1948年所觀察到的情況?！眹鈱W者普遍關注中美兩個大國的對比，德國賽茨在《中國：一個世界強國的復興》中曾指出：“美中關系不同于冷戰時期的美蘇關系，他們既是競爭對手，又是合作伙伴。保持這種關系的平衡，要求雙方要有冷靜的理智和均衡的利益。美國不僅要把中國‘納入’世界政治和世界經濟的現存體系中，而且要賦予她領導地位。中國也要承認美國在東亞太平洋區域的大國地位，并且要在平等的基礎上解決與其他東亞國家的沖突?！痹谌宋锉容^上，美國張大衛的《中流砥柱、各有千秋：周恩來與鄧小平》則是選取中共黨史上的重大事件來分別敘述比較了周恩來與鄧小平的經歷，認為兩人都為講求實效的穩健人物，但又將周恩來稱為愛國主義的革命家和忠誠的共產主義者，將鄧小平稱為講求實效的馬克思主義者。